蓬莱的开放文化，也就是开埠文化，兴盛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但蓬莱做为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交汇点，应该追溯到远古。

　　早在新石器时代，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局限，中国唯一能够进行航海的只有登州海道，因此，蓬莱在中外交流上，自然而然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据点。在中国古代中外经济和文化交往上，通过海上进行交流的，蓬莱是开了先河的地方，是源头。夏商周时期，尤其是周朝，随着航海工具和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蓬莱就成为“于越献舟”和“倭人贡畅”必经口岸。从日韩等国出土的文物，当时胶东半岛丝织品已经传播到境外，而这种传播，就是通过登州海道进行的。

　　蓬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且是最早的起点。秦皇汉武时期，随着以登州港为起点至朝鲜、日本航线的形成，蓬莱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日本、朝鲜使臣登陆点和居住点，已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根据地，在中外交往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徐福东渡事件最能够体现蓬莱开放文化的厚重历史，在日本，徐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徐福东渡之前，日本还是一个很原始落后的地方，徐福到达后，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得以传播，改变了日本的历史。

　　蓬莱开放的第一个兴盛期是汉代，随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蓬莱做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与泉州齐名的中国最为开放的城市。蓬莱开放第二个兴盛期是隋唐。隋唐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日益广泛。唐朝，登州港成为唐王朝与日本交流的基地港。遣唐使登陆后，下榻在蓬莱的著名古刹开元寺内。当时，每批遣唐使团登陆后，先是向登州府报告，然后由官府通过驿站，报告朝廷，得到批准后，再通过驿站传旨到登州，然后由登州签发令牌，沿途各州府以登州的令牌做为依据，为使节提供食宿和安全保障。从到达到返回，要历经漫长的等待，这期间，蓬莱居住了大量的国外使节和船工，长达几百年的时间，一直是中国与外国人员交流最为密切的城市。宋明以及清朝中前期，由于外患，蓬莱成为军事上的要塞，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地位逐步被南方取代，但数以千计的军队驻扎和军事调动，也使蓬莱与外界的接触更加广泛，文化更加多元。蓬莱开放的第三个兴盛期是鸦片战争后的十九世纪后半叶。虽然1852年的《天津条约》开埠的是蓬莱，但由于英国人认为蓬莱港口条件不如烟台，最后开埠烟台，但做为登州府所在地，蓬莱在当时胶东半岛，仍然是政治和文化中心。鸦片战争后，国外文化通过传教士向中国大量传播，登州成为当时国外传教士的重要据点。1861年，美国基督教南浸信会传教士海雅西，在蓬莱创办了登州浸信会，于登州城的北街观音堂建立了教堂，这也是美国在华北建立的第一所教堂。1872年，美国传教士高配第夫妇，于蓬莱画河西侧建基督教堂，当时称为“登州圣会堂”。在登州圣会堂传教的人中，以慕拉第女士在国际宗教界最为知名，慕拉第女士是美国基督教组织第一位派往国外的女传教士，在登州居住长达38年时间。美国传教士还于1864年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启喑学堂”。

　　综上所述，蓬莱的开放文化，远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近一直到近代，蓬莱一直是中国中外交流最广泛，开放程度最高的地方。可以说，蓬莱是因港而兴盛，因开放而繁荣，蓬莱历史，也是一个开放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