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的和平文化，是以蓬莱的神仙文化、海洋文化、精武文化、港口文化和开放文化为根基的。回顾蓬莱的历史，不难发现，蓬莱具有中国其它城市所不具备的丰富的和平文化积淀。

　　蓬莱的历史，是一个因和平而繁荣，因战乱而萧条的历史。历史上，蓬莱历经多次战乱。但和平繁荣的时期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先秦时期，这里一直是十分富庶的地方，常年没有战乱。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由于地处东夷，躲避了不少战乱。尤其是隋唐时期，由于国家进入盛世，外忧内患基本消除，因此，蓬莱做为北方第一大港，成为和平盛世最大的收益城市。但宋、明时期，由于国力衰落，中国与国外关系恶化，当时不仅少数民族，包括高丽、日本等，屡屡侵犯中国。1041年，宋王朝为了抵御外敌，实行了“海禁”政策，并在蓬莱建立了“刀鱼寨”，蓬莱的港口由经济港成了军事港，蓬莱经济和社会因此而逐步走下坡路。一直到上世纪初，蓬莱一直战乱不断。回顾蓬莱历史，和则兴，成为北方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战则衰，做为军事前沿，失去了自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后发展的历次机遇，蓬莱的经济也因此夭折于历次战乱中。

　　因此，蓬莱百姓从古至今，亲眼目睹了蓬莱的兴盛衰败，对和平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

　　蓬莱的文化，与和平有着很深渊源的文化，和平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蓬莱具有神仙文化、港口文化、精武文化、海洋文化、开放文化五种文化的本身，很多都蕴含着丰富的和平文化的元素。神仙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其本身，就是和平文化的内涵。八仙惩恶扬善，是人们对消除社会罪恶，乞求社会公平和稳定的期盼，也是和平的化身。港口文化，蓬莱港口的变迁，也折射了和平与战争的历史。和平环境，我们达到了“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荣，战争时期，我们的港口沦为了军事港，蓬莱也因此失去了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精武文化，更是蓬莱人民反抗侵略维护国家和平的实证。海洋文化、开放文化也是这样。

　　蓬莱的和平文化，因为三个历史名人而显着更加厚重。

　　一是戚继光。戚继光除了抗击倭寇的卓越功勋外，还主持修筑了明长城，对维护国家和平做出了很大贡献。1568年，戚继光奉调北方后，便深入塞上巡视考察，他看到守城军队不会打仗，军纪涣散，又看到长城城墙很多都是用土筑成的，单薄矮小，并缺少碉堡、墩台等，因此，他一手抓练兵，一手抓筑台、筑城。他在《练兵实纪杂集》中写道：“嘉靖以来，边城一直在不断增修，但低薄倾圮，间有砖石小台，与墙各峙，互不相救”。他认为，要加强京畿防务，就应改建长城和增修敌台。戚继光上书建议获得批准后，便主持对旧长城加高加宽，并新建骑墙空心敌台3000座，以利士兵守卫敌台，增强防卫。他的筑城筑台规则为：随地置形，边墙多就外险。并采取分片包干，赏罚分明的管理措施，工程进展又快又好。经过五年努力，“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结”。 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防务，他重新修筑东起山海关，西迄居庸关长达2000里的长城地段。著名的八达岭、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的复线城墙、敌楼，以及山海关、雁门关等地长城设施，都是经过戚继光亲自设计并主持修复的，明长城的修复，使北京形成固若金汤之势。戚继光总理修筑长城16年，成就卓著，保卫了北京及北方广大地区的安宁。由他主持改建修筑的雄伟长城，至今巍然屹立于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中，为我们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世界第七大奇迹。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功勋最为卓著的军事家，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民族英雄。他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不仅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和平思想的真实写照。在他身上，承载了非常深厚的和平文化精髓。

　　二是妈祖。妈祖姓林名默，福建莆田湄洲湾贤良港人，生于960年，卒于987年，时年28岁。死后被封为神女、尊称为“和平女神”。历史上从天后到圣母，历代帝王曾经41次禅封她封号。千百年来，妈祖先是在民间祭祀，后列入国家祭典。后人总结了妈祖精神：热爱劳动、热爱人民、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美德。自宋朝以来，登州已经成为北方妈祖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由于登州是北方第一大港，而妈祖文化又是通过海路在登州登陆的，登州因此成为北方地区妈祖文化传播的中心。特别是由于登州海道的便利航海条件和蓬莱做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妈祖文化以登州为根据地，沿海上交通线，经历了渤海海峡、进入东北和华北北部，再沿朝鲜半岛进入朝鲜和日本等东北亚国家，最终北上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洲地区。因此，妈祖不仅成为海峡两岸共同供奉的女神，也是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北美很多国家和地区共同供奉的女神。蓬莱阁天后宫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妈祖庙宇之一，也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妈祖（天后）庙宇。

　　三是丘处机。丘处机是道家和平思想的倡导者。在中国历史上，从元太祖成吉思汗开始，至后代许多君王，都受到丘处机和平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丘处机(1148—1227) 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丘处机自幼失去双亲，尝遍人间辛苦。童年时即向往修炼成“仙”。19岁时，丘处机独自去昆嵛山烟霞洞修行。翌年9月，闻陕西终南山道士王重阳至宁海州传道，遂下山拜其为师，成为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60岁后曾两访崂山，足迹遍及青州、登州、莱州等地，并在蓬莱的大辛店镇建立了丘祖庙，在此修炼，丘山也就因此而得名。在1219年冬，74岁高龄的丘处机应成吉思汗的邀请，携弟子18人，历时3年，行程万里，到达西域大雪山，见到成吉思汗后，他进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敬天爱民。”，力劝成吉思汗“戒杀”，深得成吉思汗赞赏，成吉思汗赐号“神仙”、“太宗师”。在丘处机的影响下，成吉思汗下令“止杀”。对此，史学界是这样评价的：丘处机以超常的见识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动成吉思汗，止杀救民，积无量功德。1224年(元太祖十九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成吉思汗的圣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针对宗教间的相互排斥争斗，丘处机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为当时社会政局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丘处机的声誉也登峰造极。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在说到丘处机为和平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时候，是这样评价的：“以宗教的社会安定功能而言，丘处机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人”，体现了“仁爱无私、尊道贵德、包容通和、坚毅忠勇”的高尚品质。

　　从2000年开始，蓬莱秉承和平文化的传统，连续举办了六届“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使蓬莱的和平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平文化的积淀更加深厚，并被联合国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国际和平城”的品牌正在成为城市重要品牌。相对于“人间仙境”在中华文化圈的影响，在欧美和世界更广泛的地区，“国际和平城”更具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