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1月，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抵达登州，随即与传教士倪维思夫妇在登州城北一座破观音庙办起了登州蒙养学堂，招收了6名从未读过书的男孩。1872年，狄考文在蒙养学堂的基础上扩大校舍增加课程，称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1876年，借蒙养学堂首届毕业生毕业之际，学堂“取以文会友之意”，正式定名为“文会馆”，英文校名为“登州书院”。文会馆第一批学生毕业（学制12年），最初的六名学生仅有3人毕业：邹立文、李青山、李秉义。狄考文宣布三人为这座“大学”的首届毕业班。1884年，美国北长老会授权登州文会馆办大学。  
    登州文会馆不但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而且是当时“最好的大学”。它比号称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早了8年。1887年，登州文会馆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大体完成，设备方面有锅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化验室有各种药品、药水，还有瓦斯灯（后有了电灯）、烧焊用具、各种电池、显微镜、望远镜等，庚子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登州文会馆一度因山东强烈的反洋情绪而停办。 
    1904年，登州文会馆作为“先进典型”，与英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迁至潍县，合为“广文学堂”。1917年，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迁来济南，并入共合医道学堂，结束了1904年以来四科三地的分散局面。同年，南京金陵大学的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两校师生，也并入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并筹巨款200余万元，在当时济南市南关新建门外建筑校舍，正式定名为齐鲁大学，对外和在教会内部仍称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点评】 
    蔡玉臻（蓬莱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登州文会馆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不但开了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而且对于烟台市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和极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海滨港口城市的烟台，历史上便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传统。登州文会馆作为烟台市的中国之最，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但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而且是一座城市高等教育事业的文化脉络，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和资源，对于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强区域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的繁荣，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