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阁后长廊西侧建有一座避风亭，亭内西、南、东三面墙壁依次镶嵌《甲子仲夏登署中楼观海市》碑刻9方，碑文由袁可立撰写，董其昌书丹，温如玉刻石，因三位均是明朝后期名家，故此碑刻被称为“诗、书、刻”三绝，堪称珠联璧合之作，吸引着古今游人前来观瞻。当游人伫立在亭内，欣赏着精美的书法与雕刻，品读着海市诗绝妙的词句，心中不免产生无限遐想。

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辽东，抚顺、铁岭、沈阳、辽阳等地相继失陷，辽东形式直趋恶化，直接威胁到京师的安全。朝廷上下君臣震动，京师戒严，百官不敢多言，但求自保。年近60岁的袁可立在此时大胆提出七项建议：“守御筑墉，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复多藏粮米以备之。尤宜破格用人，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县官之空乏。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袁可立的建议被天启皇帝一一采纳，给悲观的明朝廷带来了一线希望。

四月十四日，天启皇帝加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袁可立任登莱巡抚后，逢辽东战事危急，袁可立到任后厉兵秣马加强登州海防，整肃军纪，练兵采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短期内立竿见影，士气为之大振。袁可立驻蓬莱三年，积有战船四千多艘，组建起一支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队，在沿海上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多次挫败后金对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侵扰，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袁可立在蓬莱任职三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见到海市，但都因公务繁忙，未能一见。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二十一日，即将离任的袁可立闲来无事，在登州府公署办公楼准备饮酒，他推开北面的窗户，向外一看，发现海面上数十艘战船扬帆前来，船上立有战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他急忙放下手中的酒杯，命令部下预备船只，乘船前去观察，当船即将到达时，眼前的景物忽然不见，袁可立才知自己看到了海市，因此十分高兴地写了长序并长诗，惟妙惟肖地把登州海市的神奇状况记录下来。诗成后，袁可立欲摹勒上石，长存蓬莱阁上，却迟迟不肯自己动笔书写，这时他想到了比自己年长七岁的同窗好友、当时最著名的书画大家董其昌。

袁可立年少时，曾去华亭与董其昌师从兰阳陆树声门下。陆树声，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与董其昌同乡，官至礼部尚书。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袁可立二十七岁，董其昌三十四岁，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同时上榜。后二人同朝为官，经常有诗文唱和。受袁可立之托，时任礼部左侍郎七十一岁的董其昌，正值书法创作盛年，挥洒起来，自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一向自负的董其昌在之后给袁可立的信中，称颂袁可立的“大作雄奇”，同时自称“以米家法书之”，对苏轼的书法“犹不欲让”，对这副作品董其昌相当满意。

就在这一年冬天，董其昌委托到登州任职的温如玉，将其书写的袁可立海市诗刻石上墙，镶嵌收藏在蓬莱阁避风亭内。据《山东通志》记载，温如玉“字白雪，长洲人，侨寓青州，工真草隶篆，尤喜钩临法帖，有肃府石刻传世。”温如玉曾在天启年间历经七载完成了淳化阁帖的翻刻工程，因摹刻谨慎，铁笔传神，被誉为墨林至宝。这九方刻石又在《肃府帖》之后，其技艺已臻化境，故董其昌尾跋中盛赞其“勒石得法”，使董书增色，以至“可敌长公（苏轼）之笔”。总之，这九方碑刻，萃一代之技艺，为书坛之瑰宝，应加倍护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