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向阳
陶朗先 画像
《明秀水陶元晖中丞遗集》 封面
据清光绪版《登州府志》记载:“陶朗先,浙江秀水籍,吴江进士,按察使。(明万历)四十三年,出守登州,执法严肃,明断勤劳,尤爱士恤民。岁大祲(灾难),道殣(饿死的人)相望,请币金三十万,运辽粮,全活(救活百姓)无算。寻(不久)升(职)海防道。”简短数言,概述了陶朗先的生平履历、操守品行;一个忧国忧民、勤政务实的清官廉吏形象,傲然立世,载誉古今。
陶朗先(1579-1625),字元晖,别号开普。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陶朗先考中进士,授南京都水司主事。明万历三十九年,执掌芜湖关税收,转屯田司郎中。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由于政绩突出,他升任山东登州府知府,后任登莱巡抚,官至按察副使,总理山东海运等职。
陶朗先在登州任职长达12年之久,为登州建树了不凡的功德业绩,获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赞誉。其辉煌事迹俱载于明泰昌版《登州府志》《蓬莱县志》《蓬莱市志》,奉祀于登州名宦祠,永载登州史册。
执政为民 排忧解难
1613年,陶朗先刚到登州走马上任,老天仿佛有意要给他一个考验:当年登州府下属各州县,经历冬春长期无雨、夏季罕见大旱后,农历七月,天气骤变,“蓬莱、福山、文登等县,异风暴作,大雨如注,经三昼夜,庐舍倾圮,老树皆拔,禾稼一空,大半民畜多怖死(明泰昌《登州府志》)”。登州还同时发生了海啸,城内惨遭海潮冲淹,各州县沿海地区居民,被淹死者无数,惨不忍睹。
当时,登州满目疮痍,哀鸿遍野,饿殍载道。陶朗先忧心忡忡: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灾民。可救灾的粮食是稀缺物资,到哪里去弄?“登、莱、青连岁饥,而辽东大熟,请暂弛海禁,挽粟以赈之(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陶朗先传》)。”陶朗先了解到一海之隔的辽东粮食有剩余,于是就决定到辽东去购买。可当时朝廷为了严防走私、抵御海盗等,实行了“禁海”政策。为使灾民能够活命,陶朗先不顾一切,立即上书朝廷,申请暂时开放海禁,允许登州府过海购粮赈灾。此举获得上司同意后,辽东的救命粮食运到了登州,大量饥民百姓获救。
《登州府志》另载,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在陶朗先调任登州知府期间,恰逢灾年,登州频发旱、涝、瘟疫、特大海啸等多种灾害,大批百姓沦为流民,衣食无着。因登州连续多年遭遇旱涝灾害,各州县农田所收寥寥无几,民众根本无力缴税。为此,陶朗先以民为本,极力奏请朝廷,免除了登州各州县(万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度)的全部赋税。他在《异灾亟救议》中说道,“登地之税,则派之地亩,包之人丁”,官府若要收取田税,“必地有升斗之获,丁有喘息之存”方可行;然而“今问之地,地荒芜矣;问之人,人流亡矣”,哪里还有能力缴税?其爱民心切,感天动地,上级批复了动议,百姓税负得以减免。
此后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登州先后发生旱灾5次、洪涝3次、瘟疫流行2次、特大海啸1次、特大冬雪1次,几乎是旱、涝交替不止,大量百姓沦为流民,衣食无着,后来到了“人相食”的地步。陶朗先一面上奏朝廷,报告灾情,并提出了积极的赈灾办法,一面主持开仓赈济,广设粥厂,兴办难民所,安抚流民。他还经常只身外出,四处查看灾情,帮助登州人民度过了严重的灾难期。其间,他还大力创建书院、置军田,招募开垦岛田7000亩,积谷30万石,使登州百姓很快渡过了难关,转危为安。
明万历四十六年,陶朗先改任登州海防道按察使;天启元年(1621),任登莱巡抚,全面主持登州地方军政,他忠实地执行辽东经略熊廷弼为抗御后金而制定的“三方布置之策”(以山东登莱为中心,西北联天津水陆师,东北与朝鲜联为一体的海上防线),为守护边疆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他在任期间,时刻忧国忧民,曾多次上疏,全面分析登州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提出以登州为中心,利边利腹的施政方案,以及登州与辽东一体化管理等远大政见。这些有利的施政方略,均获朝廷允准,得以顺利施行,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利国利民,功德千秋。
募兵屯田 保家卫国
陶朗先深知,赈灾是一时之举,要彻底解决饥民温饱问题,得有长治久安的良策。他了解到登州人特别是男人较为强悍,有的是力气。但当时正值灾荒,无田可种,无工可做,男人闲在家里没事干,肚子又饿着,时间久了很可能铤而走险,为害一方;另一方面,登州沿海有很多海岛,由于受交通等条件限制,百姓无力上岛开垦,许多海岛白白荒废,有待开发利用。
陶朗先创新性地实施了一项“募兵屯田”的计划。他大量招募登州灾区的精壮男性灾民上岛,按照军队编制,委派军队营官组织管理。农忙季节开荒种地,农闲季节讲武操练。登州青壮年灾民纷纷踊跃报名。
这一举措效果甚佳。据《登辽原非异域议》记载,两年时间,屯田乡兵,就在“黑山、小竹、庙岛、钦岛、井岛等处开田七千余亩”。这些新开垦的土地,收获了大量的粮食,其中除了上缴赋税外,“一半存留以为屯兵口粮,一半分收贮仓以抵别营兵饷”。陶朗先这一“募兵屯田”计划,既解决了大批农民吃饭的问题,又加强了兵源力量,稳定了登州沿海边防,还大幅增加了官府的税收。这些士兵常年在海岛上开荒种粮,守卫海岛,倭寇来犯时,可以出击打击倭寇,可谓一举三得。陶朗先的“募兵屯田”计划,大获成功。
明朝廷对陶朗先的这一创举,极为赞赏。时年,由于努尔哈赤入侵,辽东战事甚急。朝廷命陶朗先在登州、莱州负责辽东前线的粮饷供应。陶朗先即广开思路,想方设法, “从海道而输之粟,三岁输百八十余万石,省陆道馈运费钱二百余万,少府钱五百余万”。这样既保证了供给,又省了银两(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陶朗先传》。陶朗先受命后,锐意筹划,在三个月内,募得“水陆师三万、马万匹,田仗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二千余艘,冀与熊公勠力策应”,配合辽东经略熊廷弼,组成了一支海防劲旅。毋庸置疑,陶朗先的努力,既增强了山东的海防力量,又为“三方布置之策”的贯彻实施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当时,努尔哈赤攻占沈阳,明朝军队即从海道运粮救援。他负责海运粮食,两年间输辽180万石,比陆运节省经费500万金。天启元年(1621),辽东被努尔哈赤全部占领,他又从海运道上追回20万石饷粮。同时,从海道逃难到登州的人不计其数,他就按口授田,将强悍者编入军队,选一起过来的人治军,使社会秩序稳定如常。朝廷议定从通(原北京通县)、津(即天津)、登莱(指登州、莱州)三个方向进取辽东,命他坐镇登莱作准备。他就将追回的粮食变现后用于造船,置备兵器。他协助经略熊廷弼,为戍边保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慷慨解囊 发展教育
陶朗先在忙于政务的同时,还尤为重视登州的教育事业。他到登州各县巡查时,发现府学及州、县学经费多地不足,严重影响了各地教学事业的良性发展。当时登州的府学、县学,没有官府给予拨款,仅靠学田所得收入来维持学校的费用支出。学田是府和州、县官办学校所用的田地,其微薄收入远远不够教育经费,于是,他就慷慨解囊,无私地捐出了自己的俸禄,帮助那些经费不足的府学和州、县学,购买一些学田,借以资助当地的教育事业良性发展。
据明泰昌《登州府志》记载:明万历四十一年,陶朗先为招远县学置学田一百亩,年收粮食二十石。明万历四十四年,是陶朗先为各地学校置学田最多的一年。这一年,陶朗先自己捐资,共为登州府学和各州、县学购置学田八百二十五亩,为发展登州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登州府历代清官不少,但像陶朗先这样,一心忧国忧民,无私奉献者,可谓凤毛麟角。其可贵之处,非但不贪,反而慷慨解囊,以解救百姓危难,令世人敬叹!
坚贞不屈 以死殉国
明天启年间,明熹宗任用奸臣魏忠贤,导致朝纲混乱,忠臣良将惨遭冤杀。陶朗先与辽东经略熊廷弼交好,后者为阉党所不容,陶朗先也成为阉党眼中钉。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等诬告陶朗先“侵饷,悬坐赃银四十余万两”。陶朗先无端被捕入狱。抄家时,他的全部家产“不及千金”。但魏忠贤等奸臣,欲置陶朗先于死地而后快,狠下毒手,在狱中严刑拷打,逼他招供、诬陷其他人。陶朗先宁死不从。案子拖了一年多,他坚贞不屈,最后被逼无奈,绝食数日,死于狱中,年仅47岁。清康熙《秀水县志》曾载:司寇刑胁之,不从,不食死。
陶朗先在入狱期间,“登(州)之人,赴京师号救者无数,登(州)兵愿捐三月饷,以存其家焉(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陶朗先传》)”。陶朗先冤死后,他的儿子陶学瞻、陶学易,数年为父鸣冤,几经申诉,才将父亲的冤案翻过来。直至明朝崇祯元年(1628),朝廷终于为陶朗先平反昭雪,后入登州名宦祠。
《蓬莱市志》记载:陶朗先在登州任内12年,恰值登州民政、经济、军事、外事多事,三易其职,皆与登州时政契合,可谓数十年地方兴衰系于一人之身,因而成为蓬莱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地方主政官吏。其任内撰有《边腹两利议》《异灾亟救议》《救民急务议》《登辽原非异域议》等文,所见甚切,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俱载于明泰昌版《登州府志·艺文》。
陶朗先生前曾赋诗《砣矶怀古》,藉以明志:“当时谋国太匆匆,孝直何须复论功。若使炎灰应未烬,美髯还自报曹公。”言简意赅,真心可鉴,充分见证了其执政为民的家国情怀。
参考资料:
《登州府志》《蓬莱县志》《蓬莱市志》《陶中丞遗集·陶朗先传》《养一斋文集·陶朗先传》《威海党史史志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