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向阳

陶朗先 画像

《明秀水陶元晖中丞遗集》 封面

据清光绪版《登州府志》记载：“陶朗先，浙江秀水籍，吴江进士，按察使。（明万历）四十三年，出守登州，执法严肃，明断勤劳，尤爱士恤民。岁大祲（灾难），道殣（饿死的人）相望，请币金三十万，运辽粮，全活（救活百姓）无算。寻（不久）升（职）海防道。”简短数言，概述了陶朗先的生平履历、操守品行；一个忧国忧民、勤政务实的清官廉吏形象，傲然立世，载誉古今。

陶朗先（1579-1625），字元晖，别号开普。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陶朗先考中进士，授南京都水司主事。明万历三十九年，执掌芜湖关税收，转屯田司郎中。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由于政绩突出，他升任山东登州府知府，后任登莱巡抚，官至按察副使，总理山东海运等职。

陶朗先在登州任职长达12年之久，为登州建树了不凡的功德业绩，获得了当地百姓的广泛赞誉。其辉煌事迹俱载于明泰昌版《登州府志》《蓬莱县志》《蓬莱市志》，奉祀于登州名宦祠，永载登州史册。

执政为民 排忧解难

1613年，陶朗先刚到登州走马上任，老天仿佛有意要给他一个考验：当年登州府下属各州县，经历冬春长期无雨、夏季罕见大旱后，农历七月，天气骤变，“蓬莱、福山、文登等县，异风暴作，大雨如注，经三昼夜，庐舍倾圮，老树皆拔，禾稼一空，大半民畜多怖死（明泰昌《登州府志》）”。登州还同时发生了海啸，城内惨遭海潮冲淹，各州县沿海地区居民，被淹死者无数，惨不忍睹。

当时，登州满目疮痍，哀鸿遍野，饿殍载道。陶朗先忧心忡忡：当务之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灾民。可救灾的粮食是稀缺物资，到哪里去弄？“登、莱、青连岁饥，而辽东大熟，请暂弛海禁，挽粟以赈之（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陶朗先传》）。”陶朗先了解到一海之隔的辽东粮食有剩余，于是就决定到辽东去购买。可当时朝廷为了严防走私、抵御海盗等，实行了“禁海”政策。为使灾民能够活命，陶朗先不顾一切，立即上书朝廷，申请暂时开放海禁，允许登州府过海购粮赈灾。此举获得上司同意后，辽东的救命粮食运到了登州，大量饥民百姓获救。

《登州府志》另载，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在陶朗先调任登州知府期间，恰逢灾年，登州频发旱、涝、瘟疫、特大海啸等多种灾害，大批百姓沦为流民，衣食无着。因登州连续多年遭遇旱涝灾害，各州县农田所收寥寥无几，民众根本无力缴税。为此，陶朗先以民为本，极力奏请朝廷，免除了登州各州县（万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度）的全部赋税。他在《异灾亟救议》中说道，“登地之税，则派之地亩，包之人丁”，官府若要收取田税，“必地有升斗之获，丁有喘息之存”方可行；然而“今问之地，地荒芜矣；问之人，人流亡矣”，哪里还有能力缴税？其爱民心切，感天动地，上级批复了动议，百姓税负得以减免。

此后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登州先后发生旱灾5次、洪涝3次、瘟疫流行2次、特大海啸1次、特大冬雪1次，几乎是旱、涝交替不止，大量百姓沦为流民，衣食无着，后来到了“人相食”的地步。陶朗先一面上奏朝廷，报告灾情，并提出了积极的赈灾办法，一面主持开仓赈济，广设粥厂，兴办难民所，安抚流民。他还经常只身外出，四处查看灾情，帮助登州人民度过了严重的灾难期。其间，他还大力创建书院、置军田，招募开垦岛田7000亩，积谷30万石，使登州百姓很快渡过了难关，转危为安。

明万历四十六年，陶朗先改任登州海防道按察使；天启元年（1621），任登莱巡抚，全面主持登州地方军政，他忠实地执行辽东经略熊廷弼为抗御后金而制定的“三方布置之策”（以山东登莱为中心，西北联天津水陆师，东北与朝鲜联为一体的海上防线），为守护边疆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他在任期间，时刻忧国忧民，曾多次上疏，全面分析登州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提出以登州为中心，利边利腹的施政方案，以及登州与辽东一体化管理等远大政见。这些有利的施政方略，均获朝廷允准，得以顺利施行，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利国利民，功德千秋。

募兵屯田　保家卫国

陶朗先深知，赈灾是一时之举，要彻底解决饥民温饱问题，得有长治久安的良策。他了解到登州人特别是男人较为强悍，有的是力气。但当时正值灾荒，无田可种，无工可做，男人闲在家里没事干，肚子又饿着，时间久了很可能铤而走险，为害一方；另一方面，登州沿海有很多海岛，由于受交通等条件限制，百姓无力上岛开垦，许多海岛白白荒废，有待开发利用。

陶朗先创新性地实施了一项“募兵屯田”的计划。他大量招募登州灾区的精壮男性灾民上岛，按照军队编制，委派军队营官组织管理。农忙季节开荒种地，农闲季节讲武操练。登州青壮年灾民纷纷踊跃报名。

这一举措效果甚佳。据《登辽原非异域议》记载，两年时间，屯田乡兵，就在“黑山、小竹、庙岛、钦岛、井岛等处开田七千余亩”。这些新开垦的土地，收获了大量的粮食，其中除了上缴赋税外，“一半存留以为屯兵口粮，一半分收贮仓以抵别营兵饷”。陶朗先这一“募兵屯田”计划，既解决了大批农民吃饭的问题，又加强了兵源力量，稳定了登州沿海边防，还大幅增加了官府的税收。这些士兵常年在海岛上开荒种粮，守卫海岛，倭寇来犯时，可以出击打击倭寇，可谓一举三得。陶朗先的“募兵屯田”计划，大获成功。

明朝廷对陶朗先的这一创举，极为赞赏。时年，由于努尔哈赤入侵，辽东战事甚急。朝廷命陶朗先在登州、莱州负责辽东前线的粮饷供应。陶朗先即广开思路，想方设法， “从海道而输之粟，三岁输百八十余万石，省陆道馈运费钱二百余万，少府钱五百余万”。这样既保证了供给，又省了银两（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陶朗先传》。陶朗先受命后，锐意筹划，在三个月内，募得“水陆师三万、马万匹，田仗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二千余艘，冀与熊公勠力策应”，配合辽东经略熊廷弼，组成了一支海防劲旅。毋庸置疑，陶朗先的努力，既增强了山东的海防力量，又为“三方布置之策”的贯彻实施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当时，努尔哈赤攻占沈阳，明朝军队即从海道运粮救援。他负责海运粮食，两年间输辽180万石，比陆运节省经费500万金。天启元年(1621)，辽东被努尔哈赤全部占领，他又从海运道上追回20万石饷粮。同时，从海道逃难到登州的人不计其数，他就按口授田，将强悍者编入军队，选一起过来的人治军，使社会秩序稳定如常。朝廷议定从通(原北京通县)、津(即天津)、登莱(指登州、莱州)三个方向进取辽东，命他坐镇登莱作准备。他就将追回的粮食变现后用于造船，置备兵器。他协助经略熊廷弼，为戍边保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慷慨解囊 发展教育

陶朗先在忙于政务的同时，还尤为重视登州的教育事业。他到登州各县巡查时，发现府学及州、县学经费多地不足，严重影响了各地教学事业的良性发展。当时登州的府学、县学，没有官府给予拨款，仅靠学田所得收入来维持学校的费用支出。学田是府和州、县官办学校所用的田地，其微薄收入远远不够教育经费，于是，他就慷慨解囊，无私地捐出了自己的俸禄，帮助那些经费不足的府学和州、县学，购买一些学田，借以资助当地的教育事业良性发展。

据明泰昌《登州府志》记载：明万历四十一年，陶朗先为招远县学置学田一百亩，年收粮食二十石。明万历四十四年，是陶朗先为各地学校置学田最多的一年。这一年，陶朗先自己捐资，共为登州府学和各州、县学购置学田八百二十五亩，为发展登州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登州府历代清官不少，但像陶朗先这样，一心忧国忧民，无私奉献者，可谓凤毛麟角。其可贵之处，非但不贪，反而慷慨解囊，以解救百姓危难，令世人敬叹！

坚贞不屈 以死殉国

明天启年间，明熹宗任用奸臣魏忠贤，导致朝纲混乱，忠臣良将惨遭冤杀。陶朗先与辽东经略熊廷弼交好，后者为阉党所不容，陶朗先也成为阉党眼中钉。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等诬告陶朗先“侵饷，悬坐赃银四十余万两”。陶朗先无端被捕入狱。抄家时，他的全部家产“不及千金”。但魏忠贤等奸臣，欲置陶朗先于死地而后快，狠下毒手，在狱中严刑拷打，逼他招供、诬陷其他人。陶朗先宁死不从。案子拖了一年多，他坚贞不屈，最后被逼无奈，绝食数日，死于狱中，年仅47岁。清康熙《秀水县志》曾载：司寇刑胁之，不从，不食死。

陶朗先在入狱期间，“登（州）之人，赴京师号救者无数，登（州）兵愿捐三月饷，以存其家焉（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陶朗先传》）”。陶朗先冤死后，他的儿子陶学瞻、陶学易，数年为父鸣冤，几经申诉，才将父亲的冤案翻过来。直至明朝崇祯元年（1628），朝廷终于为陶朗先平反昭雪，后入登州名宦祠。

《蓬莱市志》记载：陶朗先在登州任内12年，恰值登州民政、经济、军事、外事多事，三易其职，皆与登州时政契合，可谓数十年地方兴衰系于一人之身，因而成为蓬莱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地方主政官吏。其任内撰有《边腹两利议》《异灾亟救议》《救民急务议》《登辽原非异域议》等文，所见甚切，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俱载于明泰昌版《登州府志·艺文》。

陶朗先生前曾赋诗《砣矶怀古》，藉以明志：“当时谋国太匆匆，孝直何须复论功。若使炎灰应未烬，美髯还自报曹公。”言简意赅，真心可鉴，充分见证了其执政为民的家国情怀。

参考资料：

《登州府志》《蓬莱县志》《蓬莱市志》《陶中丞遗集·陶朗先传》《养一斋文集·陶朗先传》《威海党史史志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