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旅行群体——数字游牧民：概念、演化与研究进展

黎 巎1，苏婷婷1，Gang LI2，Cody Morris PARIS3

［摘 要］新冠疫情暴发后，数字游牧民这一在旅行的同时远程工作的群体成为全球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数字游牧民群体数量的上升，以云南大理、浙江安吉为代表的旅游地正在向典型的数字游牧民目的地方向发展，且这一趋势正在扩大。然而，目前我国学界对数字游牧民的概念较为陌生，学术研究较为罕见，学术研究落后于产业实践。文章基于文献内容分析，概念性阐述了数字游牧民是什么，包含定义、特征及其支撑体系；从演化视角回答了数字游牧民从何而来，剖析了工作方式演化、休闲旅行方式演化和生活方式演化3条线索；梳理了目前数字游牧民的研究现状，包含研究主题和理论框架，并分析了现有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以此给出数字游牧民未来的研究方向。文章建立了开展数字游牧民研究的基线，以期吸引更多学者投入到数字游牧民研究中来，为数字经济大发展背景下，新流动性群体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旅游地变革提供相关理论的发展、构建和实践创新基础。

引言

“被困在荒岛上，仍在经营你的生意或做你的工作。”[1]

1997年，Makimoto和Manners在Digital Nomad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数字游牧民”的概念，预测技术进步将对人类生活产生一种新的作用结果，即借助移动通讯与智能技术，工作与休闲均从时间和位置限制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新型生活方式[1]。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历时20多年，数字游牧民不仅由预测变为现实，更引发了传统旅游目的地的巨大变化，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产生了乌布数字游牧民社区[2-3]，泰国清迈出现了许多数字游牧民共同工作和生活空间[4-5]；也催生了新型旅游目的地，如日本阪神都市圈附近的神山町由偏僻村落变成了数字游牧民生活和创业的“绿色硅谷”[6]。目前，西班牙巴塞罗那、美国纽约、德国柏林和威斯巴登均聚集了数字游牧民[4,7]。我国的数字游牧民规模也在不断上升[8]，云南大理[9]、浙江安吉[10]正在形成典型的数字游牧民目的地。据预测，全球数字游牧民的数量将于2035年上升至10亿人以上[11]。

新冠疫情暴发后，这一原本隐藏在互联网背后的群体迅速受到了全球学界和业界的关注[12]，国外相关研究迅猛增长。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新冠疫情背景下，不固定地点的远程办公逐渐成为新常态[13]，运程办公被广泛接受；另一方面，由于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长期影响，传统旅行受限，具有较长停泊时间的数字游牧民被视为后疫情背景下旅游业复苏的新增长点[14]，不少国家如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发放“数字游牧民签证”，以促进远程工作者的长期访问[12]。研究者意识到，数字游牧民作为一种不同于已知大、小众旅游者以及其他目的地旅行、旅居、移民等的新型群体，会对人类生产、生活、工作以及休闲方式产生新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12-13,15]，数字游牧民作为远程、知识以及数字工作者，标志着一种不同于传统企业、组织与员工关系的创新组织方式[11,13,16]；数字游牧民模糊了旅行-工作-休闲之间的边界，代表了未来工作方式的变革[15]和新型的生活方式[17]；进而，这种新型组织、工作与生活方式，挑战传统工作与生活场所、空间以及基础设施[5,18]，最终带来新的经济[19]和社会文化形式[2]。

然而，尽管形成了热点，数字游牧民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12]。数字游牧民自被提出以来，多被商业出版物和媒体描述[20]，学术上的研究进展缓慢[21-22]，数字游牧民的实践远远领先于理论基础的构建[23]。为了建立数字游牧民的研究基线，吸引更多学者加入相关研究，本文基于谷歌学术、EBSCO Host、ScienceDirect、Emerald、Web of Science、ProQuest、Sage等数据库检索到的47篇数字游牧民相关文献开展内容分析，从数字游牧民的概念和演化两个方面来解读数字游牧民，从研究主题和理论框架两个方面分析当前研究现状，厘清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本文希望为以数字游牧民为代表的新型旅行群体到来及其所引发的旅游目的地变革提供相关理论的发展、构建和实践创新基础。

1 数字游牧民的概念

1.1 数字游牧民的定义

Makimoto和Manners在1997年对数字游牧民的预测或设想被看成数字游牧民作为术语的最早定义：随着便携式技术的发展，许多人可以像游牧者一样生活，并与工作保持联系[1]。在接下来的20年间，数字游牧民逐渐变为现实，并随着群体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从最初仅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到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范畴。面对这一人类社会的新现象，学者们纷纷尝试在Makimoto和Manners的预测基础上，给出数字游牧民更为具体的定义。由于数字游牧民是多要素综合作用并杂糅的结果，学者们将这些杂糅要素拆解开来，分别进行深入解析。因此，目前有关数字游牧民的定义被置于不同的视角中，主要包含工作视角、旅行视角以及生活方式视角。

工作视角的数字游牧民被定义为：拥有数字技术的知识工作者，在随身携带的移动终端以及互联网连接的支持下，不依赖传统办公室，可以自由决定何时何地工作[7,14,20]。这些与数字游牧民相关的概念虽不相同，但相互关联并形成了一定的演化关系。基于移动性（mobility）的两个层次，旅行视角的数字游牧民被定义为：有永久居住地的经常旅行的旅行者和没有永久居住地的不间断旅行的旅行者[21]。第一个层次的数字游牧民在永久居住地与目的地之间流动，第二个层次的数字游牧民在目的地之间流动。而由于这种移动性往往涉及全球地理尺度，数字游牧民经常以几周或几个月的频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选择目的地[19]，因此，数字游牧民还被看成是一种全球旅行者[24]。工作与旅行视角相融合，就构成了数字游牧民的综合性视角；而工作与生活相互作用，则构成了数字游牧民独特的生活方式[17]。因此，由于通过生产要素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实现了远程工作，工作与位置无关，生活方式视角的数字游牧民被定义为：过着工作与旅行交织生活的游牧者[14,25]。

数字游牧民作为新兴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界线经常被模糊或混淆。首先，数字游牧民与远程工作者经常被互换使用[26]。数字游牧民是一种远程工作者[25]，而远程工作者不一定是数字游牧民。用远程工作者替代数字游牧民，忽视了数字游牧民生活方式中除了远程工作之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旅行。在上述旅行视角的数字游牧民定义中，数字游牧民存在不同移动层次的旅行行为[21]，而远程工作者不一定旅行。远程工作者与基于移动性的数字游牧民定义结构中的第0层，即不算真正意义的数字游牧民——与弹性工作者较为相似，他们不需要指定在一个固定的办公室工作，同时也不需要旅行。因此，数字游牧民与远程工作者在旅游频率和移动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不能互换使用。

数字游牧民过着工作和旅行交织的生活，这导致他（她）们也极易与商务旅行者和打工旅游者混淆。Hall等将数字游牧民称为一种新型的商务游客[27]。Cook从移动性和工作专注度两个维度对二者进行了比较：数字游牧民和商务旅行者都具有高工作专注度，然而与中等移动性的（偶尔出差的）商务旅行者相比，数字游牧民具有高移动性[28]。如此看来，出差频繁的商务旅行者是最接近数字游牧民的。然而，大多数数字游牧民旅行是为了休闲或娱乐，他们不需要为了执行与工作相关的任务而旅行[21]，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办公和旅行的地理位置。此外，与为了工作旅行且工作较为稳定的商务旅行者相比，数字游牧民通常脱离了传统的就业结构和员工福利，远离了朝九晚五的义务，依靠合同数字工作来维持生活，工作不稳定性程度较高[29]。数字游牧民与商务旅行者在移动性、位置独立性和工作稳定性上存在着差异。

目前，学术界对打工旅游者的概念和内涵尚未有统一的解释，但学者们比较认同打工旅游者是工作与旅游相结合，以旅游为主、工作为辅的旅游群体[30]。本文采用国内学者徐红罡和唐香姐的定义：打工旅游者指的是，在旅游过程中通过临时就业获取旅游体验或者弥补旅游费用以延长旅行时间的群体[31]。同数字游牧民一样，打工旅游者的工作和旅游界线模糊。与高移动性的数字游牧民相比，打工旅游者的移动性往往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32]。打工旅游者工作的动机是为了旅游，而不是谋求职业发展，阶段性工作是其旅游体验的一部分，因此对工作的专注程度较低[32]。打工旅游是打工旅游者的旅游方式，而工作和旅游结合对数字游牧民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此外，数字游牧民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工作数字化程度高。打工旅游者通常在旅游目的地从事临时性工作，通过打工换食宿、打工换薪资或者摆摊做生意等方式在旅游地逗留[32]，工作数字化程度低。

综上，可以从位置独立性、移动性[28-29]、工作专注度[28]、工作数字化、工作不稳定性[29]和旅行频率这6个指标对数字游牧民、远程工作者、商务旅行者和打工旅游者进行区分（表1）。

表1 相关概念辨析
Tab.1 Differentiation of relevant concepts

1.2 数字游牧民的特征

从数字游牧民的定义可以看出，数字游牧民作为一种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与其他概念存在相同点，但其他单一群体标签均无法描述数字游牧民的全部特性[24]，数字游牧民这一类型群体在动机、工作与休闲方式、所带来的文化流动性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独特特征。

1.2.1 追求自由

“自由”是人们从传统工作者转变为数字游牧民的主要驱动力[21]。数字游牧民关于“自由”的含义是摆脱传统工作的强制性和纪律性结构，如朝九晚五的出勤、微观管理、日常通勤、位置固定的工作场所等[21,27,33-35]，能够选择自由的工作时间、地点以及工作方式；还是对传统工作与休闲生活方式的批判[5]，选择不间断地旅行，在自由地工作和旅行之间切换，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自由地平衡[27]，以此创造更灵活和定制化的生活，以及不间断地旅行[21,28]。

1.2.2 不间断地旅行

“旅行”对于数字游牧民而言是一种追求个人成长、发现与挑战的方式，是对观察世界，体验新人、地方和文化从而丰富个人（文化）体验的追求，是有益和令人敬畏的[36-37]。数字游牧民的旅行与常规旅游者的旅行不同，不会返回长久居住地，或者，很多数字游牧民无长久居住地，在目的地停留一段时间后（几周或几个月），再旅行到下一个目的地[21]。数字游牧民的旅行范围更多的是全球范围。目前，全球比较著名的数字游牧民目的地包含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38]、泰国的清迈[38]、印度的班加罗尔[39]、哥伦比亚的麦德林[28]、罗马尼亚的克鲁日[40]、捷克的布拉格[41]、德国的柏林[41]和澳大利亚的悉尼[11]等。

1.2.3 旅行的同时工作

不同于常规旅游者对工作和旅行的二元切分，数字游牧民在旅行时会保持工作，其旅行和工作的界线是模糊的。数字游牧民的工作是知识化、数字化和远程化的。例如，一个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数字游牧民居住在民宿中，在享受目的地旅游体验的同时，仍然保持自己远程的翻译、平面设计、软件开发等数字化知识工作[28]。工作或职业保持是数字游牧民追求自由的保障，也是数字游牧民自由的方式。为了在旅行中同时工作，数字游牧民需要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平衡，避免在旅行中损失生产率。工作生产率是旅行和工作平衡的重要保障。数字游牧民采用各种技术与工具来保证生产率，如时间管理、进度跟踪等。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自律作为个人自决和自由的表达，都是这些方法奏效的前提[28]。

1.2.4 具有专业化和信息化素养

由于极端的流动性和组织独立性，不同职业的数字游牧民会面临工作的不确定性，如项目不可预测、缺乏实际工作场所等。因此，数字游牧民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较高的信息化素养[42-43]，职业通常包含社交媒体工作（如植入广告、内容赞助、品牌代言等）、在线辅导或培训、营销、数字化创业、平面设计以及信息技术/软件开发[44]。数字游牧民会不断增加知识储备，使之有效并与工作保持相关性，同时努力防止或减轻信息过载的负面影响，以消除游牧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工作风险。

1.2.5 对目的地文化的侵入与融合

数字游牧民的生活方式是与传统过去的分裂，其灵活性、流动性和新颖性导致了其不同于常规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凝视[5]，数字游牧民的目的地生活，会导致对目的地居民身份和空间的侵占[40]。在数字游牧民聚集的目的地，随着数字游牧民这种新型游客和外籍人士的快速增长，与当地文化的不断碰撞与融合，这些以旅游业为经济基础的社区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国际化[2]。

1.3 数字游牧民的支撑体系

数字游牧民的支撑体系是包含了生活空间、数字技术、经济与社会支持等在内的支撑数字游牧民这一群体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制度、设施以及经济与社会环境等。

1.3.1 共同空间

数字游牧民不间断旅行所带来的物理流动性，使物质需求成为支撑其流动生活的最大挑战[45]。在共享经济、零工经济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一种新兴的空间供给即共同空间出现[19,46]。共同空间包含两种主要形式：共同工作空间和共同生活/住宿空间[46]。共同工作空间是共享的、倾向被协作使用的工作空间[41]，通常提供开放式布局办公室[47]，并采用调解机制来促进使用者之间的社交互动[48-49]，创造共享身份[50]。共同生活/住宿空间则作为一种新的居住类型，是私人管理和交付的，并有意为知识和创意经济工作者提供的共享住房[51]，包含日常所需的带家具的房间、共同工作空间、厨房用具、洗衣设施和工作用品。大多数字游牧民过着流动、漂泊以及自由的游牧生活，同时社交互动对他们而言又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其对物质场所的需求是可以在一个社区设定中提供灵活、极简[52]、经济[22]以及在有限的时间内建立更深入、更可持续的关系的工作[53]、生活和社交环境的共同空间，而不是传统的家庭或单身居住场所[19,45]。事实上，共同空间不仅提供数字游牧民所需的物资资源（公共空间、基本便利设施、社区管理等），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够给数字游牧民提供社会资源（社区、社会交互、人际关系、商业联系、商业建议、新观点等）和心理资源（自我认同感、归属感、自知、自我实现等）[52]，帮助数字游牧民社会化和战胜孤独[41,45]，改善社会生活（社区意识），扩大人际网络和获得情感支持等[41,52]。

1.3.2 数字技术支持

多项针对数字游牧民选择目的地关注因素的调查显示，能够上网且网络速度快是影响数字游牧民选择目的地的最主要因素。班加罗尔之所以深受数字游牧民青睐是因为它有着全印度最快的网络速度[39]。为了能在不断全球旅行的同时完成工作，数字游牧民从事数字工作，而数字工作高度依赖互联网连接。数字设备和应用程序是数字游牧民将数字输入转换为数字输出形成数字产品的主要工具，而目前大多应用程序都通过网络远程提供，同时，生产出来的数字产品也需要互联网连接进行远程交付。

数字游牧民使用许多不同的数字技术平台来开展数字工作，生产数字产品。对于数字游牧民来说，在第三方承包网站上找工作、通过在线应用程序从事某项工作、将信息存储在云计算或自己的设备上，并以数字方式将最终产品发送给承包商或雇主是很常见的。具体来说，数字游牧民可能会选择Upwork和Remoteok等网站来寻找不受位置限制的工作[24]，并使用LinkedIn和Medium等应用程序与类似领域的其他专业人士保持联系。即时通讯应用如Slack以及团队管理应用Asana或Trello可以帮助数字游牧民远程地与团队成员维持工作日程[24,28]。便携式技术和个人云服务的使用促进了数字游牧民在不同地方的游牧工作。大多数数字游牧民属于知识工作者，对他们来说，保持大量的、存储的信息集合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将相关信息转移到云存储中，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连接访问这些信息，无需打包、存储和携带更多的东西。

此外，数字技术还用来管理任务。很多数字游牧民使用Evernote来组织和划分工作和休闲任务[28]，也会使用冥想应用Headspace来确保高效和有纪律的生活方式。而通过在线社区Hacker Paradise和在线社交平台Twitter、meetup.com、NomadList，数字游牧民能与其他数字游牧民建立联系，克服孤独感、幽居恐惧等负面结果[24]。我国数字游牧民刚刚兴起，最新的网络数据显示，他们采用微博、微信、小红书、豆瓣等社交媒体进行数字游牧生活与工作方式宣传、网络社区建设以及社交。

1.3.3 经济与社会支持

数字游牧民依赖零工经济[22]。零工经济使数字游牧民能够通过匹配在线供需活动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19,51]。同时，数字游牧民选择生活成本低的目的地[37]。目前，最受数字游牧民欢迎的目的地都在低成本国家，如泰国、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和哥伦比亚。在这些国家，数字游牧民不仅能够负担得起当前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创造新的业务[36]。此外，数字游牧民选择能够扩大具有相同利益者网络的地方。例如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吸引较多数字游牧民的原因之一是数字游牧民数量多，能够提供与其他数字游牧民更多的沟通机会，从而对于个体而言能够“扩大网络”[54]。巴厘岛的乌布（Ubud）社区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由停留时间更长的游客、数字游牧民、退休者、当地人构成的新社区，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式[2]。

2 数字游牧民的演化

厘清数字游牧民的演化是深入理解数字游牧民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基础。数字游牧民的演化非单一脉络的发展过程，是信息技术不断进步下，人类、社会、经济等多元要素发展、变化及变革共同作用和杂糅的过程。分析这些过程，可以清晰得出3条主要演化线索：工作方式演化、休闲旅行方式演化和生活方式演化（图1）。其中，工作方式的演化结果可以被称为数字知识游牧民（digital knowmad），休闲旅行方式的演化结果可以被称为闪客游牧民（flashpacker nomad）；而生活方式的演化结果，也通常被认为是工作与旅行演化过程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

2.1 工作方式演化

从工作方式演化这一线索来看，数字游牧民从知识工作者、数字工作者而来。同时，当游牧工作者也是数字知识工作者时，数字游牧民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游牧工作者的一个亚群体[19,45]。

2.1.1 知识工作者与数字游牧民

知识工作者是指具有高度专业知识教育背景或经验，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知识的创造、分配或应用的工作者[55]，如学者、图书管理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律师以及银行家等[55-56]。随着数字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目前所有形式的知识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包括了数字工作[57]，且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完成，远程数字知识工作逐渐可行[58]。新冠疫情暴发期间，知识工作几乎完全数字化，知识工作者离开公司办公室，以远程数字工作者的身份在家工作[13]。更进一步，随着移动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知识工作者的工作位置具有了明显的移动性[59-61]。这种知识工作的移动性逐渐演变为多种工作形式的杂糅和串联[62-63]，是数字化、网络化、具有典型协作性的，并不受工作位置的限制。

在数字游牧民真正出现的21世纪10年代[13]，在数字知识工作的发展和促进下，部分数字知识工作者开启了一种休闲旅行生活方式，即在旅行的同时获得工作收入[36]。这部分数字知识工作者发展为数字游牧民，也可精确地称为数字知识游牧民。数字游牧民作为一种典型的移动数字知识工作者[4-5,28]，如旅行博主、网页设计师、互联网营销人员、社交媒体影响者等，典型的工作场景是坐在热带海滩或时尚的共享办公空间里，用笔记本电脑工作，一边欣赏热带风景，一边为客户工作[28]。数字游牧民超越了知识工作的工厂-企业模式，正在推动一种新的超移动范式[13]。

2.1.2 游牧工作者与数字游牧民

游牧工作者（nomadic worker）的提法借鉴了游牧民族一词，游牧民族带着明确的目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相似地，游牧工作者以开展工作为目标而旅行。Su等认为，游牧工作者有3个标准：首先，游牧工作者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旅行；其次，大多数游牧工作者与任何一个家庭办公室（home office）都没有密切联系，也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办公室，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在公司、在家里、在客户那里、在酒店房间、在机场等；最后，游牧工作者需要不断地携带、管理和重新配置自己的资源，而传统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可以在他们的“家庭”空间中依赖一组稳定的资源[64-65]。

数字游牧民具有游牧工作者的一些重要特征，但在动机、旅行地、资源依赖等方面又区别于大多游牧工作者。游牧工作者通常是为了工作而旅行，高度移动化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分享技能、与工作组会面以及面对面互动[64-65]。数字游牧民的移动生活方式最常见的动机是旅行冒险和逃离办公室环境[19]。与经常出差的游牧工作者相比，数字游牧民在旅行目的地选择方面优先考虑自主性和灵活性。游牧工作者基于工作要求或限制选择旅行地点或停留空间，但数字游牧民由于工作更加灵活，他们可以选择任何旅行地点的任何空间[24]。由于流动性，游牧工作者和数字游牧民都严重依赖便携式办公室，包括作为其主要工作来源的数字设备和应用程序[45]；然而，游牧工作者通常拥有家庭办公室，而许多数字游牧民已经放弃了永久居所，以“漫游者”身份出现，例如他们可能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一家咖啡店工作，下个月可能又出现在泰国清迈的一个共同生活空间[19]。数字游牧民通过将不间断的休闲旅行与远程工作相结合，在追求职业自由的同时享受个人自由，从而使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

2.2 休闲旅行方式演化

不间断的休闲旅行是数字游牧民的基本特征。从休闲旅行方式演化这一线索来看，数字游牧民由背包客（backpacker）、闪客（flashpacker）演化而来[12]。背包客是“一群以年轻人为主的旅行者，他们更倾向入住经济舱，注重与其他旅行者会面，独立且行程灵活，停留时间更长而不是短暂的假期，并专注于非正式和参与性的假期活动。”[66]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应用向日常生活不断渗透，融合背包客文化和技术的闪客出现。闪客被视为世界经济、人口、技术和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当代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背包客的亚文化[67]。相比背包客，闪客年纪大一些，可支配收入多一些，选择作为背包客旅行不是出于预算需要，通过信息技术通常是移动设备来调节旅游体验[67-68]。

从背包客的特征“旅行时长从几个月到几年”[69-70]可以看出，背包客具有典型的游牧特征[71]。这种游牧特征与数字游牧民的游牧特征存在相互关联并演化的线索，背包客的游牧特征是其休闲旅行行为，而数字游牧民的游牧特征则体现了其生活方式。闪客也被认为在精神上、物质上和技术上都是超机动的，是新的全球精英的一部分[72]，充分利用游牧制度结构（包括交通系统、信用卡、住宿、旅行社、旅游预订和信息网站），在全球各种旅游景观中流动，他们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移动技术从几乎任何地方与多个网络进行即时连接[73]。因此，闪客体现了Makimoto和Manners所给出的“数字游牧者”文化：接受移动技术，通过在任何有互联网连接的地方工作，让他们过着与地点无关的生活[1]。数字游牧民也可以被称为闪客游牧民。

2.3 生活方式演化

从生活方式视角，数字游牧民从游牧民族和新/全球游牧民发展而来。这里“游牧民”的含义，首先是真正游牧民族的隐喻，代表了自由和独立，对变革的推动，对传统的颠覆，在任何地方都有“在家”的能力和愿望[74]，隐含浪漫主义[75]和理想主义[28]；其次又表示将休闲旅行作为一种持续生活方式的旅行者，将旅行视为一种日常体验[76]，而为了维持生计，需要不时返回其国籍国工作或者在旅行时从事临时工作[74]；最后也表达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迁移，即相对富裕的个体以兼职或全职的方式迁移到出于各种原因对移民来说意味着更高生活质量的地方[77]。

当游牧民成为全球化世界的流动性、混合性和移动性象征[39]，新/全球游牧民被用来描述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新游牧民现象：他们来自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不永久居住在特定地点，在全球不同的居住地移动并谋生[74,78-80]。新/全球游牧民通常跨越国家、地区和文化，将休闲、劳动（工作）以及目的地赋予的艺术和精神意义融入一种浪漫化的生活方式中，并将这种生活方式视为个人主义的表现[79-80]。

3 数字游牧民的研究进展

3.1 研究主题

目前，数字游牧民的相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在有限的研究中，概念性研究较多，即对数字游牧民这一群体的概念性界定、特征的分析以及和其他相关概念的比较。这一主题的代表性研究在本文第一部分进行了阐述。本文第二部分数字游牧民的演化路线中提到的演化群体，是概念性研究中比较的重点。例如Hannonen和Richards认为，背包客、数字游牧民、全球游牧民是与游牧相关的3类群体，并对他们的异同进行了分析，认为数字游牧民和闪客是相同的群体[14,39]；Cook用工作专注度和移动性两个维度来区分数字游牧民与背包客、商务旅行者和旅居/移民者[28]。

另一占据较大比重的研究主题是数字游牧民独特的工作-生活融合的生活方式，与旅游目的地出现的、支持这种生活方式的共同工作和生活空间。数字游牧民的生活方式被概念性解读为包含严肃休闲、特权与不平等、社区和工作[5,13,17,28,81-82]，且被揭示出，尽管表现了自由、灵活、新颖等特征[5]，却需要高度自律来管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5,13,17,28,81-82]。共同工作和生活空间的研究与生活方式呼应，可以归结为围绕数字游牧民独特生活方式的需求-供给-感知研究。需求研究指出，数字游牧民对共同工作和生活空间需求的3 个层次：生理需求即支持远程工作的工作场所，心理需求即归属感，自我实现需求即职业发展[45]；也发现了工作地点自由、在不同的地点与社会之间过渡、工作的灵活性以及行动自由等空间使用动机[41]；而数字游牧民对新住宿供给形式的需求，被认为将导致泰国酒店业的转型以及目的地基础设施的改变[83]。供给研究发现了共同工作和生活空间从社会（如社区、社会交互等）、物质（如公共空间、基本便利设施等）和心理（如自我认同感、归属感等）3个方面增强了数字游牧民幸福感[52]。感知研究发现了数字游牧民对共同工作和生活空间的感知价值/收益包含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经济效益（如获得潜在客户）、社会化（如消除孤独、社区与文化、人际关系、情感支持）等[5,18,26,41,45]。

共同工作和生活空间可以看成是数字游牧民目的地研究中设施层面的研究，而在其他研究层面，有学者关注到了数字游牧民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影响，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乌布数字游牧民社区体现了一种新型目的地社会文化形式[2]，罗马尼亚克鲁日的数字游牧民则带来了复杂的身份与空间侵占问题[40]。目的地是数字游牧民研究中物理和社会空间层面的研究，而在数字空间层面，学者们主要分析了数字游牧民所使用的数字化工具[24]，如前文所述的数字技术支持；数字游牧民个人知识管理的活动，包括社会共享、网络、自我管理和反思、创新、管理（理解）信息[43]，以及虚拟社交平台Instagram作为数字游牧民文化和美学的协商场所[84]。

3.2 理论框架

目前，适用于数字游牧民研究的理论框架仍在讨论中。数字游牧民的出现不仅呈现出一个新的群体现象，也呈现出这一新群体与目的地的新互动，因而目前学者对数字游牧民的理论探索主要关注群体本身和群体与目的地互动这两个层面；且因目前数字游牧民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则更为关注群体本身。又由于数字游牧民是旅游、工作、生活等多要素相互作用的杂糅结果，并与社会、文化、经济等不同要素进行互动，这些分析和解释数字游牧民现象的不同层面的理论又是多视角的。

在对数字游牧民这一群体的旅游特征研究中，移动性是较多被接受和采用的理论框架。例如，基于移动性来定义数字游牧民[21]；数字游牧民的工作被称为一种在旅行中的移动工作[81]；提出数字游牧民的移动性包含了资本、物体、信息、知识、思想和文化实践的流动及其之间的交互，应该在生活方式移动性框架中对数字游牧现象进行理论探究[14]。在对数字游牧民进行工作视角的理论研究中，Jarrahi等认为，数字游牧民为知识管理如何从以组织为中心转变为以员工为中心提供了经验，基于对数字游牧民的研究，发展了基于吉布森生态视角（Gibson’s ecological perspective）的个人知识管理与社会信息学概念[43]。休闲（旅游）与工作常在旅游研究中被二元切分，然而，因数字游牧民的休闲（旅游）与工作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休闲概念则被作为中心视角来探讨数字游牧民休闲与工作的关系[21]。

在对数字游牧民的独特数字行为进行分析的研究中，Willment根据Goffman关于前后台区域化的观点，即前台指当个人意识到他人的期望以及可能被他人所感知时所采取的行为，通常是常规化的，后台指个人行为不受那些决定前台“表演”的期望的约束，通常是私人化的[85]，探讨了旅游博主在前、后台两个区域进行数字游牧“表演”的不同方式[82]。

在数字游牧民的群像文化分析中，Von Zumbusch和Lalicic依据Hardy等对新部落的定义：来自不同行业的人，以流动群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受共同兴趣、相似生活方式和习惯的约束[86]，认为数字游牧民在共同生活空间中的行为可以用新部落理论解释[52]；Aroles等认为，数字游牧民唤起了一种基于自由、解放、革命等游牧者形象的意象[87]，因而游牧者形象可以帮助解读当今的数字游牧民[88]。

在数字游牧民与目的地互动层面的研究中，Macrae认为，现有旅游概念无法解释以出现数字游牧民的巴厘岛乌布为代表的复杂动态社会经济现象，进而提出，尽管不完美，世界主义比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地方化更适合作为数字游牧民与目的地互动的分析框架[89]。Green使用分裂的概念，从更深层面探究了数字游牧民与目的地互动的方式和移动路径：在一个层面，分裂被视为灵活性、流动性和新颖性的激进表达，唤起一种从传统过去中挣脱出来的感觉；在另一个更精细的层面，分裂则包含了与工作和旅游有关的历史形态如何流入和扰乱对自我、地方和移动性的理解[5]。

3.3 研究挑战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数字游牧民研究处于起步阶段[12]。现有研究涉及了定义与相关概念辨析、理论框架、生活方式、共同工作和生活空间、数字工作方式/技术支持5个方面，以概念性研究和观点性讨论为主，存在较多研究问题亟待回答。

尽管已有研究给出了数字游牧民不同视角的概念性定义及其与相关群体的辨析，然而仅概念性界定无法在操作层面对数字游牧民进行群体识别。目前，操作层面缺乏能够清晰界定数字游牧民的系统性指标，如旅行频次、地点变动频次、数字化程度、工作和旅游的比重等。这一问题导致研究者和产业实践者无法较准确方便地识别出数字游牧民，因而其群体规模、移动特征、群像等均较难被发现，围绕数字游牧民的产品、营销、目的地发展策略等均无的放矢。数字游牧民的群体识别问题已经成为相关研究深入以及产业预判、制定策略的掣肘，亟须相关方法、工具的支持。

在数字游牧民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方面，研究者们抛出了问题、给出了观点、分析了适用性，然而均未进行实际验证。数字游牧民在个性特征、旅游移动性、与目的地的交互等方面，均不同于目前已知的大、小众旅游者以及其他目的地群体，如移民、第二居所定居者、返乡（旅游/定居）者等。因而，数字游牧民的出现对现有理论框架的挑战，呼吁针对数字游牧民的现有理论的发展以及新理论的构建。

而在数字游牧民的影响方面，目前研究仅关注了目的地出现的共同工作和生活空间的供给情况、需求、功能，未对深层次的诸如数字游牧民对目的地演化、城乡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的机理开展研究。正在经历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变革的以巴厘岛、清迈为代表的数字游牧民目的地，以及即将成为数字游牧民目的地的大理、安吉等旅游地，其发展方向，对其他旅游目的地发展、创新、变革以及演变的启示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理论的发展，也关乎产业变革。

数字游牧民作为远程、数字以及知识工作者，标志着一种不同于传统企业、组织与员工关系的创新组织方式；而其无工作-生活边界的生活方式，工作中的“斜杠青年”①“斜杠青年”的概念来源于《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Marci Alboher于2007年发表的《一个人/多份职业》一书，用于定义在介绍自己时，需要用斜杠（slash）区分多个职业的青年人，目前已不局限于青年人。角色，代表了一种工作方式的变革。因而，在工作层面，针对这种特殊工作关系与方式产生的背景、根源、身份、发展、政策、技术等问题，需要深入探索，以超越旅游即数字经济+旅游的方式，推进数字游牧民带动的经济、城乡以及就业创新发展。

在现有研究中，我国数字游牧民的研究是缺失的。随着我国数字游牧民群体数量的不断增加，更多数字游牧民目的地出现，其影响的不断扩大，我国数字游牧民不同于其他国家数字游牧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特征，以及形成这种新现象的不同机理与机制等问题，也亟须揭示。在我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背景下，我国数字游牧民的研究将会对当前数字游牧民研究产生理论和实践贡献。

4 结论与未来展望

随着包含我国在内的全球数字游牧民规模的上升，数字游牧民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新型旅行群体，并正在引发社会和旅游各层面的连锁反应。数字游牧民的未来研究必将从目前的概念性、描述性研究向理论、原理、机理、机制方向上发展，也必将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围绕这一新型旅行群体开展管理、营销、服务、经济等多方面、多层面研究，为旅游发展变革提供新思路。同时，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会综合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借鉴、发展和构建数字游牧民理论和方法体系；在数据获取上，综合访谈、问卷、网络多模态数据，开展多数据源的综合性分析。

本文基于现有关于数字游牧民的文献开展内容分析，总结、归纳了数字游牧民的概念、演化路径、研究进展和未来研究趋势，为研究者呈现了数字游牧民是什么、从何而来以及需要从什么方向和角度开展数字游牧民研究，以此为数字游牧民研究提供基线，同时吸引更多研究者开展数字游牧民的相关研究。由于数字游牧民的现有文献数量有限，在多吸纳现有研究的思路指导下，本文未基于论文来源类别和级别进行严格的文献筛选，因而，其中包含了一些会议论文和期刊短文，其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且并不完全成熟。由于并不是所有的数据库都被搜索过，所以在数据收集阶段，相关论文可能会被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