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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龙一
我平生第一次独自旅行便到过蓬莱，那是1981年暑假，蓬莱阁的门票好像是一角钱。阁里画着“八仙过海”的壁画，阁下礁石密布的海滩，可以随意游泳。我被礁石上锋利的贝壳划伤了脚，在街头小贩铺花五角钱吃了一大盘白色鱼肉，然后效仿那八位著名的仙人，施施然鼓腹而游。今年重游蓬莱阁，那里已经建成一座巨大的景区，布局、景点颇有可观，书法绘画也很出色，从中国神话传统的角度看，这里应该算得上是一生必定一游的佳处吧。 
如今看来，八仙的故事在汉文化传统中如此受欢迎，或许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镜像”，或是发现心灵慰藉的“药方”。“八仙过海”对于当年的我，只是单纯的童话故事，我最感兴趣的是八仙的“法器”。试想，一个七八岁的少年，智识未开，神仙变化多端的“法器”，对他的诱惑力得有多大。铁拐李的拐杖，何仙姑的莲花，韩湘子的紫金箫，要是能得到这么一件，哪怕神通差些，该是多么好玩又有用。假如我有吕洞宾的宝剑，街坊胡家的三个淘气儿子非但不敢欺负周围的孩子们，他们必定还会怕我，乖乖听我的话，做点帮助“五保户”之类的好事。假如我有一匹张果老的折纸，每月25日“借粮”之前，就不劳我父凌晨冲寒冒雪，骑自行车前往几十公里外的乡村，偷偷向农民购买小半袋玉米面，好喂饱他那两个永远在喊饿的儿子。这件事想想就让年少的我如痴如醉，届时我将“折纸驴”迎风一抛，倒骑其上，千百里得得往返，不单能买来玉米面，说不定还能买来几斤白面！每想到激动处，我便不由得面红耳赤，雄心万丈。
八仙的故事有个迷人之处，就是他们的“法器”都是寻常物件。于是，我家中的鸡毛掸子、笤帚疙瘩、针线、破落、搪瓷、痰盂等容器，还有通条、剪刀、顶针、笊篱等铁器，被我分别“祭起于空中”，想试试它们哪个有“神通”。当时我坚定的认为，说不定家中真会隐藏有被遗失的“上古神兵”。此事惹的邻居们时常向我父母告状，我也为此没少受到责骂，然而我却认为，大人们都很麻木。穷困磨灭了他们的好奇心和对奇迹的向往。当然，法器我最终没能炼成，但我的想象力，特别是那种在八杆子也打不着的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的能力，在神话故事的熏陶之下得到极大发展。当然了，我没有辜负神话对我的培养，成年后干起了写小说讲故事的职业。
1981年，我第一次到蓬莱的时候是大学二年级，正在面临选择。虽说自己学的是汉语言专业，但未来的学业到底该向哪个方向努力？这是个难题。那个时候，胸前佩戴南开大学白底蓝字的校徽，就相当于给我自己贴上一张地道好孩子兼前途无量的标签，然而，我很困惑。
我临风立于蓬莱阁上，眼前没有出现“海市蜃楼”，转入阁内，观看“八仙过海”的壁画，感觉像是宣传画的笔法，雄赳赳的，没有神仙气。人遇困惑，最需要的是启发。我一个个仙人看过去，何仙姑的慈心年轻人难学，吕洞宾太像个天生的神仙，铁拐李长得实在难看，曹国舅出生贵胄没有可比性。看到汉钟离时，我心中一动。这画像身着道袍，总 角袒腹，手持芭蕉扇，脸上两块李铁梅似的红脸蛋儿。“汉钟离，官极品，南柯梦断抛金印。草鞋轻，藜杖稳，笑携日月，独步长生镜。”（云龛子《迎仙客》，下同）
哎呀！我尚且年轻，“长生”的事无须考虑。“官极品”么？你一个吃窝头长大的穷小子，想也别想。不过，这位神仙抛却俗世拖累的洒脱态度，对我确有启发。于是，大学最后两年，我选修了一些“训诂学”和“文献学”之类看似没用的学问。大学毕业一年后，我抛却日后未必能到手的“金印”，从前程似锦的市直教育机关调到穷事业单位作家协会，从此过了半生“面又酸，仓陈米，木碗缺唇破笊篱。又无言，只有齑，甘心守分，胜如珍馐味”的清净日子，而“训诂学”和“文献学”也成为我建立个人学习体系的重要基石。
今年我57岁，重游蓬莱阁，“法器”“神通”“陆地飞升”之类的神仙和话头已经不信了，但仍然感到八仙对我具有深刻的吸引力。所谓何来？中年危机吗？不是。职业危机吗？可能吧。我干的是讲故事的行业，“教化世道人心”算是功能之一。我的作品对读者能有多少益处？“教化”不敢说，启发或者移情作用总该有些吧？曹国舅手持“云阳板”唱道情，以唱为主，以说为辅，点醒世人诸般痴梦，算是我们讲故事这一行的前辈。或许未来几年，写小说讲故事，唤醒世人的功能会变得格外重要呢？也罢，“穿草履，系麻条，披片蓑衣挂个瓢。半如渔，半如樵，蓬头垢面，一任旁人笑”。每个人都有这一生必须要做的事，我还是接着讲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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